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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全國最高級別的財經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研究扎實促進共同富裕問題”。

這次會議講的“共同富裕”大概有以下幾層意思：首先，它是指“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其次，它“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再次，“要分階段”促進，對此問題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有充分估計。

與上述核心觀念配套的論述，還有比如重申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再比如“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幫后富”。而且，要“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于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此外，會議還重申要“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讀完以上論述，大家應盡可放心，國家經濟“大政方針”不會“一夜回到解放前”，“劫富濟貧”，“打土豪分田地”。

去年底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螞蟻金服、淘寶、騰訊、滴滴等互聯網平臺的監管力度，以節制資本的無序擴張，打擊壟斷。

但從上述最高層財經工作會議透露的信息看，那些認為約束巨頭就是“劫富濟貧”前奏的想法，也未免太過于天真了。

不過，作為處于下層的企業經營者，我們應該看到的是，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政經形勢下，“共同富裕”對項層設計者來講，一定不是簡單的一句口號，或階段性政策舉措，而是將要自上而下全面鋪開的一場曠日持久改革運動。

簡而言之，它是我們國家要實施的一項長遠的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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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穿了，“共同富裕”是已進行了42年的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

而它的核心就是構建橄欖型社會。橄欖型即兩頭小，中間大，表現在收入分配結構上，即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對較少，中等收入占絕大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

橄欖型社會，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以中產階層為主的社會形態。

所謂“共同富裕”，換個角度看，即推動中產階層群體成長。

放到改革開放大背景下，2020年，國家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重任。

所以，當年定的“十四五”(2021-2025)計劃，就已將“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列為重要工作。

豪無疑問，以推動“共同富裕”，促成“中產階層”主導社會的形成，對企業經營者來講，首先是可以持續享受消費升級的重大利好。

8月8日，年消耗固廢50余萬噸的金綠能科技第一、二號發泡陶瓷窯爐在景德鎮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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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認為僅僅從消費升級角度看“共同富裕”還遠遠不夠。

作為企業經營者，我們需要看到，“共同富裕”國策在重塑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時，也必將重置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包括重置中國企業經營的底層邏輯。

那么回到咱們的陶瓷行業，企業主具體應該如何認識接下來企業經營底層邏輯的改變？首先，根據“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包括“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的精神，未來陶企應該多參與社會捐贈活動，這點應該是肯定的。

所謂的“三次分配”，并非“非強制性分配”，主要指慈善捐贈。

其次，企業需要重新厘清“利益相關者制度模式”(Stakeholder Capitalism)。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組織外部環境中受組織決策和行動影響的任何相關者，包括，股東、政府、社會、社區、競爭對手、供應商、客戶、銀行等。

過去100年間，對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mance)產生重大影響的有兩個理論，即股東至上理論(Shareholder Primacy Theory)和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前者源于米爾頓·弗里德曼1970年發表于《紐約時報》的《股東理論：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主張股東第一。

后者發展的極致是，2019年8月，美國商業圓桌會議（BRT）發表了“企業宗旨聲明”（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主張“公司將不再只為股東做貢獻，而是要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創造長期價值”。

到2020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也將會議主題定為“利益相關者：一個可持續的世界”，主張企業制度安排應該助于解決收入不平等、社會分化以及全球氣候惡化等問題。

所以，根據前述“共同致富”的國家愿景，中國企業接下來主流治理模式的搭建，也應該依據全球正在流行的“利益相關者”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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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陶瓷企業應該如改善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

首先是，不能“唯GDP論”。不能僅以營收規模論英雄，以市值論高低，以個人財富值論輸贏，以為品牌創造流量為終極追求。

企業必須重視在創造業績增長時所消耗的社會資源成本。尤其是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雙碳”(碳達峰、碳中和)壓力下，企業在產能建設中，必須全力配合完成國家的減排要求。

其次是，對公司員工基本人身權益的尊重。隨著經濟繁榮時期的過去，創業機會逐步減少，技術、資本、渠道越來越掌握在少數大企業手中，加上AI的普及化，最底層工人、員工崗位減少，這就增加了員工和大企業的人身依附關系。

然而，越是企業集中度提高，“木秀于林，風必吹之”，政府對大企業勞資關系就越加敏感，其監管的力度也就越嚴厲。

比如，今年3月份的貨拉拉女生跳車身亡事件，8月份的阿里女員工被性侵事件，都引爆了與論場。

再次是，對公司員工成長的關懷，尤其是要持續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機制。一般的小企業，主要就短期目標對員工進行技能培圳，包括一些“打雞血”式的洗腦。

不過，對大一點的企業來說，要籠絡住管理層的精英們，還有更好的激勵機制。

比如，通過設定期權分紅等。上市公司則更有辦法。比始今年5月份，東鵬控股(003012)就公布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涉及董事、高級管理人員8人，核心管理人員、核心技術、業務人員100人。6月23日，蒙娜麗莎(002918)也公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勵對象名單，總計49名中層管理及核心技術人員獲542萬股激勵。

總之，企業越大，發展慣性越大，試錯的成本、風險也越大，因此對優秀管理團隊的依存度也越大，這就倒逼企業必須建立財富分配上的普惠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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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企業主不僅要與整個管理層，乃至普通員工共生、合體，而且與消費者也開始超越一般的買賣關系、物質關系，變成摯友關系、精神伙伴的關系。

我印象最深的是，4月28日，在簡一舉辦的“成品交付OK服務發布會”上，主辦方還特別請到來自西雙版納的簡一品牌摯友代表胡小桃女士上臺發言。

簡一品牌摯友陳旻登頂海拔8848.86米的珠峰

而在8月18日舉辦的簡一3.0戰略品牌升級發布會上，公布的全新品牌架構中，文化板塊“G+”首度納入發展計劃。

其中“+”，則既有家的諧音，也代表“鏈接”，代表“不止于”，即選擇簡一，擁有“無限可能”，比如變成簡一品牌摯友，相互陪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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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們一般的理解，國家層面強調財富的三次分配，那就一定是要求企業多點對社會的慈善捐贈。

對此，我倒是這樣看的，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建筑陶瓷產業發展迄今也有40多年，我們身邊已經誕生了百億企業，未來三五年還有幾個百億企業要誕生。包括還有更多的上市公司要誕生。

所以，當企業能力增強到一定量級的時候，是需要考慮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當然，我們也應該反對不捐或少捐就是“為富不仁”的觀點。

畢竟老板的“本職工作”還是把企業辦好。“企業不賺錢就是耍流氓”，企業貨款捐贈更是“耍流氓”。這條紅線任何時候都要堅守。

在談到企業社會責任的時候，彼得·德魯克有兩句經典:“商業企業的職能就是通過把社會問題轉化為商業發展的機會來滿足社會的需要，同時也為本機構服務。”

“商業企業始終應該力求把對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轉化為對本企業的機會。”按我的理解，彼得·德魯克話語中潛含的意義應該是，企業盡社會責任，還是應該回到商業本身的邏輯。

比如，陶氏化學將排放的有毒氣體和有毒物質轉化成可銷售的產品，變廢為寶。

由此，我們很自然會想到行業這幾年還未發展起來的發泡陶瓷。發泡陶瓷也是變廢為寶，但目前還是面臨產能低，價格高等痛點。

故此，需要更多的企業參與其中，共同優化它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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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再總結一下的是，從今年國家“十四五”計劃開始，中國經濟已經被置于新的邏輯范式下：即經濟利益分配逐步向下面的勞動者傾斜，這將首先會帶來主流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盈利占比的下降。

過去40多年，我們有點偏面地強調增長優先，而現在我們必須兼顧到公平：比如數據安全，消費者隱私的保護，防止用算法工具“殺熟”等。

再比如，環境友好型企業文化的建立問題。過去可以一味地通過資源的無度消耗實現規模擴張，現在按照新的“利益相關者”發展邏輯，我們就必須高度重視節能減排，使用清潔能源。

甚至，我們在新工廠建設頂層設計階段，就引入“碳交易”的商量模式。

森特股份光伏與建筑集成項目 (BIPV)，即把光伏發電系統本身做到建筑系統里

比如，簡一在設計廣西藤縣4.0工廠的時候，就采用森特股份建筑光伏一體化設計(BIPV)，最終可實現光伏發電累積15億度、減碳135萬噸。而這個135萬噸碳，理論上是可以用來進行碳交易的。

而在通過使用清潔能源(比如使用天然氣、光伏發電)“減碳”這個關鍵點上，接下來，如工廠沒有相應的達標能力，就等于宣告行業已經沒有自己的立足之地。